病耻感

病耻感（stigma）由三个成分构成：认知上的刻板印象（「精神病人很危险」）、情感上的偏见（恐惧、厌恶）、行为上的歧视（拒绝雇佣、回避交往）。三者合起来，使「被标记的人」在社会中处于不利位置。

林克与费伦的经典定义强调：病耻感发生在「标签—刻板印象—分离—地位丧失—歧视」这一系列过程中，且它需要权力不对等才能成立——没有权力差异，标签不会变成歧视。

公众病耻感来自社会环境：媒体报道把精神障碍与暴力绑定、影视作品把患者塑造成不可预测的角色、日常语言里的贬义用法（「神经病」「精神病」）。

自我病耻感是内化的结果：患者接受外界的负面评价，产生羞耻、自我贬低、放弃求助。研究显示，自我病耻感是「不治疗」与「治疗延迟」的强预测因素——比经济因素更强。

求助延迟：精神障碍的平均未治疗期常达数年（精神病未治疗期 DUP 与预后显著相关）。就业与住房歧视：多项田野实验（提交相同的简历，仅改变「有精神病史」这一项）显示，面试机会显著减少。

医疗歧视：躯体症状被归因为「心理问题」而延误诊断，这在精神障碍患者中很常见。还有「连带病耻感」：家属也会被贴上标签，影响其社交与求助。

证据比较扎实的干预有三类。一是「接触」：与有精神障碍经历的人进行有结构的互动（如讲述 + 问答），效果优于单纯的知识宣讲。二是「教育」：纠正「危险」「不可治愈」的错误认知，但单独使用效果有限。三是「抗议与规范」：对媒体中的污名化表述提出批评，推动报道规范。

在语言层面，改变称呼有帮助但不够：把「精神分裂症患者」改为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」（person-first language）能降低刻板印象，但不能替代结构性改变（就业保护、医保覆盖、社区服务）。

还有一个反直觉的发现：把精神障碍描述为「和身体疾病一样，只是大脑生病了」这类生物医学解释，能减少「道德责备」，但也可能增加「不可改变」的预期，从而加重悲观与社交距离。成因解释要谨慎使用。

方向包括：结构性病耻感（制度、政策层面的排斥）的测量、社交媒体对病耻感的影响（既有「去污名」也有「浪漫化」两种效应）、以及「预期歧视」如何影响求助行为。

对个人最实用的一点：求助延迟往往不是因为「不知道去哪」，而是因为「怕被看见」。这也是为什么匿名、线上、低门槛的服务能提高使用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