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得性无助

1965 年，马丁·塞利格曼与史蒂文·梅尔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「恐惧条件化」实验：狗被绑在吊床上，接受无法躲避的电击，同时伴随一个声音。按当时的理论，它们应该学会「听到声音就害怕」。

结果出乎意料：这些狗后来被放进可以跳过去躲避电击的穿梭箱，它们没有跳，而是趴着哀鸣，被动承受。它们似乎学会了「做什么都没用」。

经典的三组设计：第一组接受可逃避的电击（按面板就能停），第二组接受不可逃避的电击（时长与前一组配对，但按什么都不能停），第三组不接受电击。随后三组都进入穿梭箱，灯光一亮就跳过去可以避开电击。

结果稳定：可逃避组与控制组很快学会跳；不可逃避组中大多数不跳，被动等待。这个现象被命名为「习得性无助」。

1975 年，塞利格曼与迈尔发表《无助：关于抑郁、发展与死亡的动物模型》，把动物模型推到人类抑郁的解释上。

核心不是「受到打击就放弃」，而是「反复经历不可控的打击后，形成『我的行为与结果无关』的预期」，这个预期会迁移到新的、其实可控的情境里。三个成分：不可控性、反复性、迁移性。

这个模型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抑郁认知理论、学业动机研究、组织行为研究——「为什么员工不再提建议」「为什么学生放弃数学」都能用它解释。

1978 年，塞利格曼与林·阿布拉姆森提出归因重构：同样的不可控事件，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解释——内部/外部、稳定/暂时、全局/具体。把失败解释为「我不行」（内部、稳定、全局）的人，更容易泛化出无助；解释为「这次方法不对」（外部、暂时、具体）的人，不容易。

这一修正把「习得性无助」从环境决定论拉回到认知中介：不是事件本身，是人对事件的解释。

神经科学层面，迈尔与同事在 2010 年代提出「被动—主动」的神经回路模型：不可控压力下，腹内侧前额叶对背侧中缝核的抑制增强，行为从主动应对切换为被动。这个模型在动物上得到较多支持。

对人而言，争议集中在两点：一是动物电击范式与人类抑郁的可类比性有限；二是在人类身上，「无助」往往是合理判断而非认知扭曲——长期处于真的无法控制的环境（贫困、霸凌、结构性歧视）里，被动是适应的，不是病。

当前研究方向包括：可控性干预（先给一个小可控任务，再面对大挑战）、习得性乐观的训练（认知重评 + 具体反驳）、以及组织与学校层面的「可控感设计」。